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序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星马收复，英军卷土重来，不料深谋远虑，益为久长之计，与大西洋宪章宣布者异趋。始则割裂星马合一之局，分设总督，各使孤立；继则大力扩展英语学校，歧视各民族母语教育，于华语者倍甚。一九四七年，有关教育政策之拜恩报告书，各蓝皮书，白皮书以及教科书问题等，遂纷纷沓沓，如踵相接，举凡足以阻遏华语教育之生机者，议院无不一一通过。一九五一年马来亚联合邦商业法令，更规采定一律用英文或巫文簿记。步步逼人，盖欲造成环境，沦华文于无用之地，而默待其自然淘汰矣。前此，全马来亚在籍学生，年逢八九十万，属华语学校者半之，又其半分属英巫印语学校。华校教师多数来自中国，华校高中毕业生亦可随意赴中国升学。至是，教师之欲望其来诸中国者，日难一日矣，学生之欲赴中国升学者，可以去不可以归矣。虽曰新嘉坡有政府设立之马来亚大学在，顾收生有限，英校学生尚苦不易问津，况华校耶？处兹状况之下，我星马华人，低眉相吊，负手彷徨，诚不知明日命运又将何似！
夫中华史统，垂五千年，以中华文字为表情达意之工具者，合中国，朝鲜，日本，越南计之，不下七亿五千万，事实证明其有最高之存在价值，岂容抹杀？然则，我今日三百余万星马华人，独忍坐视母语教育，祖宗文化之形消迹灭于我足所践履手所经营且将以新国姿态与世人相见之土地耶？独忍后世子子孙孙不知谁是父母祖宗，寖且不自知其为华人也耶？
余每枨触及此，中心如焚，思办一中国式大学，试挽狂澜，冀幸中华文化永如日月星辰之高悬朗照于星马以至全东南亚，蓄之盖有日矣。朋座谈心，偶以相叩，亦复心同此理。然旷观世界各国大学，即近如马来亚大学，其建设费之巨，逐年经常费之大，良非轻易得而筹措，即费可筹措而裕如矣，而政府当局之态度果能邀其准许否耶？抑更未可遽必。以是，所蓄之思，起而伏，伏而起者，盖又有日矣。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新嘉坡福建会馆开会，余念蓄思中之大学，亟宜付诸实行，不可缓，遂毅然公开建议之，一时席间，掌声雷动，佥谓此举乃星马以至全东南亚中华文化存亡绝续之所系，凡为华人，人人有责。不数日，星马各地同胞，纷起响应，万心一心，万口一口，无异辞者。而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以及远近各华文报，复著论宣传，不遗余力，南洋商报且先鞭猛著，慨献巨金。二月间，假新嘉坡中华总商会召开社团大会，到会二百七十八单位，情绪益形热烈，群以口号相呼曰：「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即席产生筹备委员会，并定校名为南洋大学。然不同情之声来矣，英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氏，马来亚大学副校长薛尼氏，忽有晤余之约。余偕总商会会长陈锡九，高德根，以及李光前，连瀛洲，黄奕欢，陈祯禄诸先生如约与晤，晤凡数次，每次极论剧辩逾数小时。综括二氏之意，盖谓政府认为既有马大，何须更办另一大学。余谓：「吾人所拟办者乃中国式大学，与纯以英语为教学媒介之马大不同，马大专供英校学生升学，犹嫌其不足，华校学生之欲升学者，视英校众，顾独不为之所乎？」双方僵持，而余意既决，雅不愿浪费唇舌，愈积极部署一切。幸筹备委员会洎后此各地执行委员会诸君子，同心德，齐步伐，出力出钱，任劳任怨，不因风雨收帆，不为荆棘易辙，蹶能复振，险乃成夷。南洋大学之权以有限公司注册，知上所述，则知出于不得已也。五月间，注册获准，公举柯委员进来为建筑主任，于是鸠工庀材，引绳切墨，越二稔而福建会馆所赠云南园五百英亩地，金碧相辉，高下相映之黉舍立。
余一久居海外之商人耳，于星马而言财富，充其量或忝列丙与丁间；乃窃不自揆，贸然倡办大学，是何异一篑之土，妄求为九仞之山？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以为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恃我三百余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非众委员踔厉于前，非众同胞支持于后，则南洋大学几何而免废于中途乎哉！
古人有言：「赐子千全，不如教子一艺」。今后社会，无专门学识技能，则自餬其口，且非易事，遑论功业？余亦尝设譬曰：金钱得失，如潮涨退，潮涨则及时挹之，及时注之，土润而物以泽；不挹不注，无所润泽，则其涨也何有于我？转眼已为退时！然则，有子女而知使向学者，可不极其才之所诣乎？有金钱而知潮有涨退者，可不及时善用之以泽物乎？
凡为公益义举，各尽其心，各效其力，相观则不免相诿，当仁宜有所不让。力大者多多益善，力薄者少少何妨？千孤之腋，集以成裘：万鹊之毛，填而可渡！
南洋文化出版社编纂「南洋大学创校史」，杀青有日，索言于余。余感慨之再，喜惧继之。喜者，开学于今，亦既半载，秩序井然，舆情嘉慰。惧者，道路方遥，此仅发轫，头绪万千，百未就一。所望为师长者，夏雨春风，诲而不倦；为学生者，晨经暮典，乐而不疲。师生骨肉，学校家庭，相率日造乎高深，而止于至善。凛缔造艰难，守揭橥宗首。内部愈戮力，则外界愈爱护；爱护者愈多，则其基愈稳，其事愈济，其功愈彰，其规模愈宏，其声誉愈显而洋溢盖因果也，亦正比例也。幸共勉旃！
一九五六年九月
（《南洋大学创校史》，1956年。）
